回顾中国的历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总是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党项羌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走不出这种特定的模式。党项羌虽居于西北高寒之地，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内地的北周政权发生关系。
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乱而率兵平叛，这是史籍记载党项羌与内地政权发生关系的开始。隋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令将率兵击败吐谷浑和党项，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服于隋朝。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族已经迁移到了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
西夏文古诗《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这里。到了隋末，党项诸部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唐朝建立之初，仅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吐谷浑和党项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不断侵扰西北各州。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朝桥州，唐朝益州道行台轨与抚州刺史蒋善合联合抗击，党项与吐谷浑兵败离去。
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党项与吐谷浑占据山顶，箭如雨下，柴绍命人弹奏胡琵琶，让二女子翩翩伴舞，有意吸引敌人注意力，然后秘遣精兵从后面进攻，党项与吐谷浑大败，弃兵甲逃走。
此后的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多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损。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
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党项向唐遣使两次朝贡：一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一起遣使向唐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独自遣使朝贡。他们向唐朝朝贡主要是为了通过与唐朝的贸易、互市来获取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互市，党项羌族才能用他们的牲畜和畜牧品换得日常生活用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稳定下来，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
李世民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地归附于唐朝。
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也归附于唐朝，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了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
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新增设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党项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他就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氏的先祖。
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在唐朝，党项羌族有过两次大的迁徙，这两次大规模的内迁是唐同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失败的直接产物。唐朝初年，吐蕃族崛起于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及西域的斗争，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化。
唐政府想利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和吐谷浑来遏制吐蕃的北上，而吐蕃也借唐政府的策略找到了用兵的借口，发兵攻击吐谷浑和党项羌所居地，尽收党项及诸羌之地。吐蕃的强大攻势使唐政府屈服，党项羌正是在唐与吐蕃争夺丝路及西域失败的情况下，被迫内迁的。
从7世纪中后期到8世纪中后期，党项羌大规模的迁徙有两次。第一次迁徙在咸亨元年（670年）左右，党项羌族不堪忍受吐蕃的侵扰，向唐王朝请求内徙。唐朝答应了党项羌族的请求，允许他们由原居地松州迁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并将原来设置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到庆州，用来安置内迁的党项羌各部族。
党项羌的这次内迁不是唐朝的安排，而是党项羌族人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陆续向北内迁。第二次内迁是唐广德二年（764年），“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日衰，吐蕃乘唐朝西北边防空虚之际攻占河西、陇右一带，散居在灵、盐和庆州一带的党项诸部落在吐蕃的诱逼下，常联合侵扰唐朝。唐朝大将郭子仪认为如此长久下去，会酿成更大的边患，便上疏朝廷请求将静边州、夏州等地的六府党项迁往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的沙漠地带居住。
内徙的党项羌打破了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按地域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居于庆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乞梅部落，因其位于陇山之东，所以被称为“东山部落”；居于银州、夏州一带的党项羌族拓跋朝光部落，因为其居地“地唯沙碛，俗谓平夏”，所以被称为“平夏部落”；居于绥州、延州一带的称为六府部。平夏部落就是后来的西夏帝王的先祖部落。
党项羌族的迁徙长达200多年，直到唐朝末年才基本结束。内迁使党项羌的居住生存环境得以改善，为党项羌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党项部落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西北地区，党项羌民族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除原有的八大氏族外，又出现了破丑氏、把利氏、簿备氏、藏才族王氏、折氏等新的氏族。
唐朝对内徙的党项羌实行了“羁縻府州制”。党项羌虽有叛乱，但总体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这种环境为党项羌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内徙后的党项羌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内徙党项羌的原氏族、部落的血统关系逐渐松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逐渐向地域关系转化。同一个地区，不同族姓的部落有了联合的趋势，形成了以地域为名的部落集团。同时，在部落或部落集团内出现了势力强劲的大姓，这些大姓的部落首领自然而然地担当了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的首领，有的还兼任唐州刺史、部落游弈使等官职。
党项羌的内迁都是从战乱频繁的地区迁往较为和平稳定的地区，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沙碛高寒地区迁往水草肥美、适合农牧的内陆西北地区。尽管在迁徙的过程中，党项各族原有的牲畜、人口、财产等受到一定的损失，但是能迁徙到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致力于农业生产、畜牧，这对于党项羌族而言，是一个较大的跨越式发展。
尤其是党项羌内徙后所居住的河套一带是农业发达、水草肥美、易于畜牧的地区，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是极为有力的。唐玄宗时，唐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党项羌的羁縻统治，巩固边防，“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鼓励党项羌族人民定居，从事农牧业生产。在唐朝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党项羌人逐渐开始学习农耕技术。
虽然有部分党项羌人已逐渐开始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活动，但此时党项羌族的经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对于战则为骑、和则为牧的党项羌族而言，马就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也是他们与邻近民族进行交换生活用品的重要商品之一。
内徙的党项羌与内地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主要以自己的牲畜来换取汉族的丝织品、珍珠、银、铜、铁和武器等生活用品。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中曾描写过这一现象：“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塬上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芪贱。”这里所写的盐州，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五原，在今内蒙临河境内，鄜州在今陕西富县，都是西夏的地域范围。
内徙的党项羌正是在这种与他族的不断交往中，逐渐发展、强盛起来的。除与汉族交往外，内徙的党项羌还与吐蕃、吐谷浑、室韦等族有密切的往来。由于党项、吐谷浑、室韦等都处于杂居状态，三者的社会发展情况相近，互相影响较深。
河套地区还杂居一些原突厥等族人口，他们同党项羌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不可忽视，党项羌无论从风俗或是语言文化方面都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这也成为后来内徙的党项羌所建立的西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无不带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原因。
拓跋部是党项羌各部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因此受到唐王朝的高度重视。当初，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在归附唐朝后，被授予“西戎都督”，赐国姓“李”，这进一步提升了拓跋部在党项羌各部中的威望。后来，在党项羌内徙大潮中，拓跋部较为完整地从松州地区迁往平夏一带，成为平夏部落中最强的一支，继续保持其在党项羌中的强族地位。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因为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而被封为“西平公”，赠“灵州都督”。党项拓跋部长期居住在西北银、夏一带，并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割据政权。
唐广明元年（880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入长安城，唐僖宗仓皇出逃，一时间，国中大乱。唐王朝统治者倾全力镇压农民起义，除调用汉族地主武装力量外，还征调沙陀、党项等沿边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帮助镇压农民起义。
党项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也在被征之列，他率领数万党项兵、汉兵南下鄜州，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结成同盟，向长安进军。拓跋思恭派弟弟思忠迎战农民起义军。激战中，拓跋思忠战死。黄巢起义被镇压后，拓跋思恭因响应唐僖宗的号召，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881年被任命为夏州节度使，封为“夏国公”，又赐“李”氏国姓。
拓跋思恭由一个党项羌族酋长摇身一变成为朝廷任命的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氏被唐王朝任命为节度使的开始。从此之后，党项羌族拓跋氏首领世袭此职。唐朝对拓跋思恭的加官进爵，对于正在走向强大的党项羌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拓跋部除有夏州之外，他们还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之机，占据了银、静等州，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拓跋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也就建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