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即隋炀帝，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共14年。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生于大兴， 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隋朝大运河，营建洛阳(东都)、迁都洛阳，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频繁发动战争，加之滥用民力、穷奢极欲，引发全国范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导致隋朝崩溃覆亡。618年，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杨广为叛军所缢杀。杨侗追谥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唐高祖李渊追谥为炀皇帝，夏王窦建德追谥为闵皇帝。
为政举措
外交
杨广在对外交往上，主张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各国和平相处。如果有国家不愿意臣服，必要时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威服之。如果有国家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如果各国臣服隋朝，隋朝也给予优惠回馈。在这样外交理念下出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然而杨广过度夸耀，浪费不少人力与物力。 隋朝后期，突厥空前强大，周边各国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臣属于突厥。
西域各国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亲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在返回途径大斗谷时，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文武官员遭受饥馁、湿冷，士兵冻死太半(三分之二)，马驴损失十分之八九，随行的后宫妃、主狼狈相失。九月，杨广的车驾进入西京长安。 杨广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杨广一人。杨广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但很快就失去控制。
杨广到达张掖之后，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大臣纷纷前来开宴会，呈现隋朝文物，奏乐九部音乐，十分盛大。 为了展现隋朝的富饶，大业六年(610年)元宵节时，杨广于东都为西域人演奏百戏，夜间灯火照耀同白昼，月底而终。杨广为夸耀国家富强，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和外国首领、商人聚集洛阳时，命人在洛阳端门外大街上盛陈百戏散乐，戏场绵亘八里，动用歌伎近三万人，乐声传数十里外。西域商人要到市上交易，杨广就下令盛饰市容，装璜店肆，房檐一律，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当这些商人从酒店饭馆前经过时，都要请他们就坐用餐。并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值)。”还将市上树木缠以丝织品做装饰。有些胡商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杨广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中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唐太宗也感慨的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 但杨广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新罗
新罗于开皇十四年(594年)遣使入隋，隋封其王真平为“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到大业年间亦常遣使入隋。
倭国
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曾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开皇二十年(600年)就带沙门(即僧侣)数十人来隋朝学佛法。大业三年(607年)，大和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向杨广递交国书，自称“日出天子”，称隋炀帝为“日没天子”，引得杨广勃然大怒。 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以缓和双方关系。杨广在大业四年(608年)也派裴世清回访日。
赤土国
杨广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大业四年(608年)，常骏等带着丝织物五千段送给赤土国国王瞿昙利富多塞。他从南海郡(广东广州市)出航到赤土国。国王也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杨广赐那邪迦官位和物品。
宗教
佛教
杨广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年 )为隋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道教
杨广对于道教并无坚定而深刻的信仰(这与他崇信佛教不同)，他关注道教，一是他欲借助于道教为其政权效力，他想方设法拉拢延揽高道，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又调解缓和道佛关系，使道教不至于在政治上特别地感到压抑，然而他对道教的利用最终是失败的，道教中人积极参加了隋末改朝换代的政治活动，为其政权的崩溃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二是大业中期，所谓天下承平日久之时，为他崇重道术的高峰期，他借助于道教方术填补荒唐无耻的私生活，把道士作为宫廷的点缀品，任用道士作斋醮科仪为其祈福。但对于道教文化事业的建设特别是道经的搜集整理，他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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